高崇民是著名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，与张学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关系密切。西安事变中高崇民与周恩来结成朋友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积极拥护者。

1936年12月12日，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爆发，高崇民被张学良、杨虎诚两将军委任为处理事变的政治指导性机构——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他支持邀请中共代表参与解决事变的决定。12月17日，张学良将军派专机把中共周恩来副主席接到西安。周恩来和张、杨分别谈话以后，即召开了东北军、西北军的军、政干部会。会上，高崇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。周恩来对国内外形势的客观分析，对中共关于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主张的阐述，以及代表中共提出的释放蒋介石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，使高崇民对中共实事求是和以大局为重的精神甚为钦佩。他发言说：蒋介石发动内战，大举“剿共”达十年之久，惨杀共产党人何止千万，共产党这—决定是为国为民的，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公无私，古今中外无有先例。他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。
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全国的抗日热潮日益高涨。已接受了中共领导的高崇民等人，于1937年6月20日，按照周恩来的具体指示，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大会。这一组织提出拥护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战，共同建国；争取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；坚决打回老家去，声援东北抗日联军等政治主张。高崇民、阎宝航、车向忱等被选为“东总”的执行委员。“东总”成立后，先迁南京，再迁武昌，对团结流亡在全国各地的东北民众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，起到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。

1938年8月，高崇民随国统区一参观团到了延安，晋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。他向中共两位领导人提出了两个要求。

第一个要求是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建立东北抗日干部支队，挺进敌后，为收复东北积蓄力量。并表示他可以在国统区发动东北青年到延安参加边支队伍。中共中央原来即很重视东北干部的培养工作，遂完全接受了高崇民的这一要求。后来，在1939年春夏先后建立了两支东北干部队。其中一支由张学良弟弟张学思任队长、高崇民独子高存信为指导员的东北干部队，1940年秋，挺进敌后冀中平原根据地，投入了敌后抗日斗争。

第二个要求是：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。对此要求，周恩来诚恳地说：“这当然不成问题了，只要履行手续而已，不过你还是从工作便利方面考虑一下再决定”。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说：“你在国统区摘统战工作，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?”高崇民经过认真思考，从工作出发，服从了党的安排。但从这时起，高崇民即以中共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已，中共也按党员对待他，将他看作自己人。

严酷的斗争事实证明，高崇民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，确实起到了一般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。

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，一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撤出国统区。周恩来让高崇民以民主人土的身份坚持“东总”的工作。他指出：“‘东总’一定要存在下去，东北同胞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坚持抗战到底，这个底就是要收复东北老家，打到鸭绿江边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路线”，也是广大东北人民衷心拥护的主张。从此，高崇民在重庆的五年，就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坚持“东总”的工作。

由于“东总”在中共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，被蒋介石视为“眼中钉”。蒋借口统一东北抗战力量，查封了重庆的“东总”组织。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，周恩来指示高崇民想办法把“东总”的会刊《反攻》办下去，他说：“只要《反攻》的牌子存在，以这个刊物和蒋介石斗争，蒋也很难出卖东北。”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，高崇民将刊物的主编和发行人改为东北军的二位高级将领。这是对付国民党查禁，争取《反攻》存在的一种策略。实际上真正的主编和发行都由高崇民负责，他约请进步朋友和知名人士撰稿，吸收爱国青年参加编辑工作，在国统区以公开形式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并将这份刊物坚持办了五年，直到1945年9月18日抗战胜利。

抗战胜利后，周恩来又指示高崇民：将“东总”组织的人士尽快地派往东北，或到东北解放区，或仍留在东北蒋管区，继续从事反对内战，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。周恩来还亲自安排高崇民离开重庆，抵达沈阳，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和负责东北民盟(中国民主同盟)的工作，开展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的斗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高崇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、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。

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，一些党外爱国民主人士，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，认识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。对这些党外朋友，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很尊重的，也承认他们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。但是，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阶层、社会集团中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，在这一部分人们中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是共产党员不可替代的，因此，中国共产党往往劝其继续留在党外工作，以利争取更多的人接受共产党的主张。这是团结各方面爱国人士，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所必需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