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7日发布《关于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情况的通报》，截至4月16日24时，确诊病例核增325例，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。

为什么订正后的数据会与前期公布数据有出入，“武汉市是不是瞒报了”，舆论场会有这样的疑问。客观地说，发出这样的疑问有它合情合理的现实逻辑。问题在于，对此怎么看？

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，并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论证，靠常识就行。重大自然灾害、突发事故、公共卫生事件之后，根据新的线索和确凿证据，查漏补缺，订正早期统计的数据，这是各国通行的惯例。

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此次专门成立调查组，组织多个部门进行线上比对、去重、补全，线下按照全覆盖、无遗漏要求逐人排查核对。这样的做法，既是通行惯例，也是一种主动纠偏，是对事实负责，对历史负责，更是对生命负责。如何看待两组数据的不同，这是一个基本逻辑，也是一个基础常识。

循着常识，我们还可以进行以下追问。

首先，武汉市有没有必要瞒报确诊和病亡人数？

凡事总得有个起码权衡。如果冒着风险所能换取的回报却微不足道，甚至要让自己深陷泥潭，谁会孤注一掷？

瞒报相关数据，必须要承担总有一天要露馅、纸终归包不住火的风险。这种风险指向的后果，将是以瞒报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并受到严厉问责为代价。它能获得的收益呢？数字少一点，就能升官？就能发财？或者也可以像美国议员们那样，趁着疫情信息没有披露，大肆抛售股票获利？

我们没有看到这样能够形成“正向刺激”的案例，相反，湖北省、武汉市相关官员因为疫情初期应对不力被问责的事实，像一把利剑悬在空中。

其次，如果真的瞒报，数据的“缩水”是否足以让瞒报者免责？

武汉市成为这次疫情的重灾区，排查人数以千万计，确诊人数以万计，病亡人数以千计。和平年代、岁月静好，无论哪一个数据都是惊人的。在一个信息多元、快速流通的社会里，这样一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，实质上已经被放置在高倍显微镜下。

如果通过减少部分数据，就能让对数据动手脚的人免责，或者至少可以减轻惩罚，那么，为什么不干脆“下手再狠一些”，把数据做得再“合适些”，岂不是更方便甩锅？

通过和最终公布的数据对比，两组数据的误差都在合理范围内。按照统计学的一般原理推算，这应属于统计方式方法上的疏漏，而不是刻意的瞒报。必须要说，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
第三，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两组数据的出入？

这实际是个技术性问题，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，通报对此作了充分说明。在疫情突然袭来的早期，湖北特别是武汉的疫情防控需求同救治能力之间，呈现出一条悬殊的鸿沟，不仅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十分紧缺，而且重症和危重症救治资源异常紧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保证不留死角、不存遗漏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没有及时应对和统计的案例。各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，都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论据支撑。

疫情席卷全球，让我们愈发看到病毒疫情的狡猾与人类认识的有限。无论是发达国家，还是发展中国家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好万全准备。将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用于重症救治和危重症救治，成为疫情早期最为理性的抉择。相信每一个正在经历疫情大考的国家和社会，都能够体会到生命关头艰难抉择的滋味，更何况两个多月前，面对一场遭遇战、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和中国人民。

事实上，随着全国驰援力量的加入和应收尽收各项举措的落实，这个方面的问题在湖北和武汉很快得到了解决。

通过这场战“疫”大考，中国老百姓实实在在见证了这个国家确确实实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。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是中国不变的作答主线。“刻意隐瞒”这种自毁长城的短视做法，从来不是中国政府的风格。中国知道，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尽快遏制疫情蔓延，才能尽快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。每一个处于风暴之中的国家，对此应该都有了深切的体会。

实事求是是中国一以贯之的立场和原则，在这一次疫情当中，中国同样坚守了这个尺度。以尊重生命的名义，对相关数据进行修正，正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又一次落实。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群体，但凡有一颗公道之心，就能从大量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——中国坚守实事求是的准则，高度推崇道义并且为此身体力行。